新京报讯（记者 姜慧梓 实习生 许琳迪）更高水平的改革开放是什么形态？中央支持浦东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将作为更高水平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对相关政策和创新制度先行先试与压力测试。

7月15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公布，赋予浦东新区改革开放新的重大任务——挑最重的担子、啃最硬的骨头，努力成为更高水平改革开放的开路先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排头兵、彰显“四个自信”的实践范例，更好向世界展示中国理念、中国精神、中国道路。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要“引领”什么？浦东引领区会有哪些创新、突破和机遇？浦东引领区的发展，对构建双循环发展新格局有什么影响？新京报记者对话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党委书记、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余淼杰。
 
浦东是“改革开放高原上的高峰”

新京报：为什么选择在浦东打造引领区？

余淼杰：上海浦东在金融、贸易、创新、开放等方面处在全国前列。改革开放既要有高原，又要有高峰，浦东就是“高原上的一座高峰”，在浦东设立引领区是实至名归、水到渠成的。

选择浦东打造引领区与2013年上海自贸区的设立紧密相连。上海自贸区的前期工作和政策上的创新，为浦东引领区的建设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从深化改革开放的维度看，浦东引领区可以打造“前店后厂”的长三角一体化模式，引领区设在浦东，产业中心设在周边的杭州等城市，随着高铁高速公路的完善，城市之间可以实现无缝对接，拉动长三角经济群，从而带动整个中国经济发展。

新京报：浦东引领区和上海自贸区是怎样的关系？
 
余淼杰：上海自贸区是2013年设立的，可以看作是浦东引领区的核心，浦东引领区相当于上海自贸区的扩围，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未来，上海自贸区的工作会由中心向外围推进，在浦东引领区进行复制和推广。

上海自贸区自设立后，主要做了三方面工作：引进外资，探索负面清单管理，推进贸易自由化，在“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等方面进行了有益尝试；推进投资便利化，改善营商环境，例如减少入关时间，实现六小时通关等；小心谨慎地放开金融等资本项目。

长三角地区的民营企业将迎来机遇

新京报：浦东引领区要“引领”什么？
 
余淼杰：浦东引领区将在创新、开放和金融方面起到引领作用，这是浦东引领区的三个关键词。创新方面，浦东引领区要引领产品创新与技术进步，利用复旦、上海交大等当地优质高校和科研院所资源，推动产、学、研、用相结合，进一步提升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解决35个关键的卡脖子问题。

开放方面，在打造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大背景下，浦东引领区要做更高水平的尝试，围绕对外开放的重点和难点，更大程度地进行压力测试。

在金融方面，浦东引领区要积极同时小心谨慎地推进资本项目的开放，探索外资证券、银行、保险等行业如何合规、合法地融入中国经济走廊。

此外，在规则、规制方面也有创新。《意见》里提到，浦东引领区要重点防范三方面潜在风险。一是贸易防走私，杜绝假贸易现象；二是金融防诈骗，数字经济环境会放大金融诈骗问题，给监管部门提出了更高要求；三是防范公共卫生领域风险，疫情防范是全人类的挑战，强调公共卫生防控将是非常重要的方面。

新京报：哪些产业会迎来较大发展机遇？
 
余淼杰：上海作为一个工业城市，有明显的产业集聚现象，高端机械制造、IT等产业都有鲜明优势。围绕这些主导产业，上下游产业进行配套，从而形成规模效应，提升利润率。因此，无论是主导产业，还是上下游的配套产业都将迎来发展机遇。
 
在金融方面，浦东引领区也可以做更多的尝试。一直以来，上海金融业在市场、政策等方面都走在全国前列。
 
同时，长三角地区的民营企业将迎来机遇。由于这个地区民营经济发展较好，金融业所依附的实体经济发达，融资环境十分广阔。假设长三角地区的民营企业有资金需求，那么上海作为开放高地能进行资金供给，这样的发展模式也比较健康。
 
新京报：浦东引领区如何吸引人才？有哪些举措？
 
余淼杰：我认为，在所有的市场要素中，人才是最重要的。浦东引领区要率先做到人才的市场化配置，让高端人才通道更加顺畅。

比如，可以让归国、来华优秀人员更加便利地留下来，提供相应的待遇和发展环境，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同时，打破省份之间的壁垒，让外地人在上海落户更方便。

把人才“引进来”后，还要让他们“留下来”。政府要能够搭建好适合人才干事创业的平台，让不同的市场主体都发挥具体作用。

我国将形成多面立体的对外开放新格局

新京报：北京“两区”建设、深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浦东引领区，京津冀、大湾区和长三角都已有部署，如何形成战略上的合力？
 
余淼杰：实际上，不只是这三个区域，我们国家正在部署五大城市群，包括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各自有不同的分工。
 
其中，北京走服务贸易的道路，浦东引领区拉动长三角经济，深圳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空间上距离较远，发展态势也有异质性和差异化，因此不必担心会出现资源争夺。相反地，他们彼此间会形成合力，这与我国新发展理念中的协调发展是一致的，整体是协调大于竞争的关系。

新京报：设立浦东引领区后，我国将呈现怎样的对外开放格局？

余淼杰：我国将形成多面立体的对外开放新格局。从2013年设立上海自贸区以来，我国已经设立21个自贸区，基本覆盖了主要的东、中部城市，预计在“十五五”开关之年可以实现“胡焕庸线”（黑龙江黑河-云南腾冲一线）以东地区的全覆盖。

从设立自贸区的这些城市出发，以点带线、以线推面，逐步推进到乡村地区，最终实现乡村振兴、城乡共同发展，“全国一盘棋”。

在开放港口的建设上，可以立体化探索。现在我国已有以海南自由贸易港为代表的海港、河港等，我认为，未来我们还可以探索设立自由贸易空港，像成都这类有双机场的地区都是可以考虑的。

新京报：设立浦东引领区对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有何影响？
 
余淼杰：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大背景下，浦东引领区在内外循环方面都要率先做很多尝试和工作。

外循环方面，要进行更高水平的开放、更大力度的压力测试，在不熟悉、未开放的领域进行开放试点。比如说，我们正在考虑加入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这份协定对环境标准、劳工标准、国有企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都有较高的要求，这就需要我们提高标准，适应新的规则。浦东引领区可以探索这件事，在符合标准的情况下保持竞争力， 创造公开、公正、公平的环境，保证不同类型的企业竞争，这些都会是外循环工作的重点。

内循环方面，《意见》多次提到，依托强大国内市场优势促进内需提质扩容。其中具体提到，加快建设上海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以高质量供给适应、引领、创造新需求。

在提供高品质的商品和服务供给方面，浦东有很大优势。未来，外资的电信服务、医疗健康服务等进入浦东的门槛都可能会降低，在合规的前提下，让更多更好的优质服务消费进来。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对消费新业态要包容审慎监管，建立快速有效的消费者投诉处理机制，鼓励和培育新兴消费。

新京报记者 姜慧梓 实习生 许琳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