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的甲午年对美中两国都是一个难忘的年份。中国横遭甲午战争之惨败，而美国则成功赶超英美，成为全球No.1。无独有偶，美国也是在那年从资本输入国变为资本输出国。而118年之后，当中国经济“名义上”赶上美国时，中国也一跃成为全球第三大资本输出国。大批中国企业走出去。历史似乎以它自己的方式在重复着。但雾里看花，终隔一层。中美之间的对外直接投资故事还是有许多不同。

     

钱往“高处”走

伯克利加州大学的埃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教授研究发现，虽然1894年的前十年美国依然大量吸收外国资本。整个19世纪80年代，有约13亿美元的外国净资本流入到运输及通讯部门，占了美国净资本的一成左右。但到了90年代，变成美国4亿美元净流出。

这变化的道理好懂。在经济成长的初期阶段，美国国内投资机会很多，特别是基础设施方面。但居民的储蓄不多：美国人哪时候并不太富有。所以，投资大于储蓄，利率较高，国际投资流入来贴补资金缺口。但1894年之后，美国的工业产值已全球第一，山姆大叔们收入上升了，储蓄也大大增加，不断能够融资国内投资，还可以开始全球撒钱，所谓，水往低处流，钱往“高处”走—哪里投资够安全又高回报，资本就往哪里走。

刚成为全球霸主的美国，就学会了两条路走出去，一条腿是政府直接贷款给外国政府。最著名的莫过于在罗斯切尔德家族的帮助下，在1904年贷款给日本人，帮助他们打赢了日俄战争。后来又与英、德、法合作，通过各自在华开设的花旗、汇丰、德华、东方汇理四银行组成“四国银行团”，企图垄断对华贷款，控制中国金融。

另一条腿则是海外直接“绿地“投资，在海外到处寻求国内生产的原材料和中间品。上世纪之交，标准石油公司、马拉松石油公司到处在海外寻找石油储备，丰年（Good Year）轮胎和橡胶公司更是捷足先登，在印尼的苏门答腊岛建立了橡胶工厂。不过，由于受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的影响，美国主要还是在自家后院—拉美各国进行大量的建厂投资。有意思的是，“卧榻之旁”的这种思想一直延续了整整118年：直到两年前，美国国务卿克里才公开表示，美国不再坚持门罗主义，“后院”可以开放。

中国企业为什么走出去？

无独有偶，中国的“购买力计价”GDP一赶上美国，中国也加大了企业走出去的力度。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的2008年，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规模还只是占全球的第13位，危机刚过的2012年，中国对外投资流量就马上上升到全球第3位。之所以这么快，一是因为外需疲软，中国出口乏力，而国际贸易壁垒又是有增无减，所以，看到红灯绕着走，企业想把产品卖出去的最好办法就是去国外投资建产。二是各国受全球金融危机重创，出口投资都下降得挺快。中国虽无法独善其身，但受的冲击比较小，风景这边仍好，依然在他国的经济衰退中进步。

再来看看投资目的地，就更有意思了。最主要的目的国并非是美国，而是香港、英属维京群岛、开曼群岛。这三莞尔小岛就占了中国对外投资的三分之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些地方是著名的自由港、避税天堂。当然，钱到了那里，并不是真的就不走了，只是换身马甲，又溜到异国他乡了，只不过这样一来，中国政府就无从跟踪追究了。

接下来的实打实的两个最大目的国，一是美国，二是澳大利亚。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企业为了什么走出去？动机大致可以分为四种：第一是市场驱动型投资，比如中国企业投资美国主要是为了获得更大的市场。华为投资毛里求斯是为了那个当地的3G电信服务。第二是资源驱动型投资，澳大利亚丰富的铁矿资源就吸引了中铝集团等国内公司投资。第三是工程建设型投资。2007年中信-中国铁建联合体建设的阿尔及利亚东西高速公路就是很好的范例。中信-中铁中标阿尔及利亚东西高速公路中、西两个标段工程，总长度达528公里。项目的投资额达到62.5亿美元，可谓力度不小。

不过，最有意思的对外投资还是“鸡肋型”产业的投资。所谓“鸡肋”产业，是指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中，产品附加值低、利润空间薄、比较优势在中国越来越不明显的产业。正所谓“食之无味、弃之不甘”。在中国，最明显的产业莫过于纺织、鞋帽、家电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

今天，再说中国是个劳力丰富型国家，已经有点尴尬。诚然，相对于欧美，中国依然是劳力丰富型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依然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不过，随着中国人口的不断老龄化，人口红利的下降，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中国相对于东盟、非洲等国劳动力已经毫无比较优势。以制鞋业为例，东非的埃塞俄比亚虽然工人的平均生产率只有中国工人生产率的百分之四十，但经过简单培训后，熟练工的劳力生产率能提高到百分之六七十，而劳动力成本不到中国的四分之一，平均一个月只有四百不到的工资。所以，中国在这些“鸡肋”产业上已根本就没有比较优势。之所以中国的纺织、鞋帽、家电产品还能畅销欧美，最主要的原因是东盟、非洲、墨西哥等地的产品太少，不足以吞下整个市场。

怎么办？三十六计，走为上。东部沿海的加工企业是一定得“腾笼换鸟”了。问题是，该往那腾？该往那转？

为什么是非洲？

首先想到的是，这类鸡肋型企业也不见得马上要走出去，毕竟别人的国度，人生地不熟的。可不可以先往大陆中西部转呢？

恐怕无济于事。理由至少有三：第一，人口老龄化并非东部特色，而是一种全国现象。计划生育虽然在内陆地区松点，但与东部并没有质的区别，工资横比外国并不便宜。第二，中西部虽然人工相对便宜，但地处纵深、交通不便，运输成本高昂，不利于产业大进大出。到头来，有可能是省了人工的小头，但折了运输的大头，得不偿失。第三，中国许多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特别是纺织成衣，在国外都受到出口限制，生产从沿海转移到内陆并不能解决这个挑战。

那么，既然21世纪的“走西口”和“闯关东”行不通，能否再来一次“下南洋”？ 到东盟去投资。

听起来好像不错，毕竟，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等国工资较低，文化背景也相差不大。但再细想一下，此招也非上策。首先，东南亚国家劳动力规模有限，难以大量承接我国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除印度尼西亚以外，东南亚各国国土面积小，人口规模不大，且其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已经初具规模，富余劳动力较小。而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从业人数众多，如果这类产业大量转移，会引起东南亚各国劳动力需求快速增长，由于富余劳动力规模小，劳动力成本会快速上升，难以长期维持中国企业所需要的劳动力成本优势。

相比之下，正如我与林毅夫教授、王宾骆硕士的最近一个研究课题发现的，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投资非洲是个不错的选择。好处至少有下面几点：

首先，非洲是全球最后和最大的“劳动力成本洼地”。非洲有十亿人口，属于全世界欠发达国家最集中的地区，人均收入水平是中国的四分之一，部分欠发达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甚至不及中国的十分之一，劳动力成本及其低廉。

其次，非洲具有明显的地理优势。在非洲投资设厂并将产品出口欧美可以节省巨大的运输和物流成本。中国产品出口欧洲，需向南经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横跨整个印度洋后到达红海，通过苏伊士运河到达地中海，才最终到达欧洲大陆。出口美国的产品则需要跨越整个太平洋才能抵达目的地。从这一点上来看，在非洲出产的产品可以直接经直布罗陀海峡或苏伊士运河运至地中海到达欧洲大陆，或跨越大西洋直接到达美国，两条线路至少都可以缩短近一半的航程，所能够节省的航运成本极其可观。现在非洲各国的基础设施还比较落后，如果这一情况得以改善，能够降低非洲各国的物流成本，进一步节约产品出口欧美的成本，大幅度提升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对于中国的“鸡肋”低端制造业产业而言，把非洲作为“出口基地”可以规避外国对中国纺织品、鞋帽产品的出口限制。二战前，整个非洲大陆隶属欧洲列强殖民地。为补偿非洲各国，同时促进非洲发展，欧洲各国同前殖民地国家签署了包括《洛美协定》、《科托努协定》在内的多项协定，美国同非洲国家订立了《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这些旨在促进和保护贸易投资的系列国际条约大幅度削减原产地在非洲的各类产品出口到欧美的关税税率，其产品价格竞争优势明显。

投资非洲的好处并非书生纸上谈兵，市场上总有些先知先觉的先吃螃蟹的企业，已经在非洲赚了个盆满钵满。东莞的华坚制鞋和包头的鹿王羊绒可能就是两个很好的例证了。记得列宁说过，假设历史可以重来的话，80%的人可以成为伟人。的确，机会总是偏爱哪些先知先觉的人。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原载《凤凰周刊》2014年第2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