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前，日本驻华大使木寺昌人先生专门宴请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到其北京官邸，向他请教世界与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笔者有幸陪同前往。

席间，大使先生问说是否存在一个经济发展的独特模式，因为中国30年的发展似乎与日本、亚洲四小龙的模式都无太大区别，都是通过出口导向来发展符合本国比较优势的产业。林老师略一沉吟，答道：中国经济发展的真正特色在于改革30年一直坚持了务实致用的发展模式。

这话说到点子上了。诚然，出口导向发展战略非中国独有。但笔者先前与姚洋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的合作研究发现，出口导向过去之所以有利中国经济发展，在于它符合中国的国情国力。从需求的角度看，中国城镇化水平低，一半老百姓住在农村，农民收入低，消费自然上不去。而从供给的角度看，改革之初，中国人口禀赋丰富，劳动力便宜，在生产劳力密集品上有天然的优势。供需合在一起，就会产生超额供给，出清市场的唯一方式只能是出口。所以，从宏观角度来说，出口导向发展战略不愧务实致用。

从具体微观的角度看，实事求是、务实致用的原则也体现在诸多政策的设计上。“不断试点，及时总结，大力推广”的方针可谓中国模式的独到之处。顶层设计和基层试错相结合，一直贯穿着整个改革开放的历程。

举例来说，“大进大出、两头在外”（是指将生产经营过程的两头，即原材料和销售市场放在国外，大力发展以出口创汇为目标的加工工业的方针）的加工贸易非中国所独有，但其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却是被大大地发扬光大，发挥得淋漓尽致。

从80年代以贴牌代工为主的“三来一补”的装配加工模式，到90年代的企业有部分自主产权的进料加工模式，甚至到中国加入世贸前夜设立的出口加工区，都是结合中国当时的情况实事求是、务实致用的策略。

其功莫大焉：一方面创造了大量的工作机会，增加了工人收入并有力地加快中国减贫脱困。另一方面，则使中国经济迅速融入全球一体化分工格局，并逐渐得以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随着后期进行的推动产业升级政策，又间接地推动了中国城镇化的进程。

30年中国的汇率政策的设定，更是中国宏观政策制定务实致用的好例子。

改革之初，中国实行贸易内部结算价和官方汇率并存的双重汇率，之后又实行交易中心汇率和官方汇率并行的双重汇率制，通过汇率双轨制来逐渐形成一个市场的人民币汇率水平。但从1995年起，中国又实行了10年对美元的固定汇率，这就减少了实体经济国际贸易的不确定性。更有意思的是，中国并没受制于书本教条，允许完全的国际资本流动；相反的，实施了资本账户管制并强制要求企业结汇，把美元卖给央行。这样，中国可采用不同于美国的独立货币政策，同时无须开动印钞机，而得以自动保证基础货币供给的充足。

10年固定汇率体制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实有不世之功。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又顺势调整，开始主动实施以一揽子货币为参考的有管理浮动汇率制，逐渐向浮动汇率转变，为继续保持独立于欧美的货币政策，又逐步放松资本管制。一句话，30年汇改真是把蒙代尔（Robert A. Mundell）的“汇率三角不可能定理”用活了。

不拘泥于条条框框，实事求是，灵活运用。中国30年改革的宏观政策设计和运用可圈可点之处还有许多，值得总结。这大概就是“中国模式”超越出口导向战略的高明之处了。

（作者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