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余淼杰教授在中国当代经济学基金理事会主办的“第三届思享论坛”的发言内容，内容已经余淼杰教授本人审阅。

刚才芝加哥大学的Harald Uhlig教授讲了五点促进经济增长的内容，我觉得讲得很好，也学到了好多东西。我对此有两点评论。第一点评论是关于技术的进步以及经济增长，第二个是关于老龄化问题，我这里主要想着重分析这些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应用。

第一点是技术进步及作用，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教授曾经讲过：生产率不是一切，但在长期中近乎一切。为此，他发现东南亚国家早期经济的发展，只有资本的积累、劳力投入的增加，但就是没有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因此他预测这些东南亚国家迟早会发生经济危机。果不其然，他的论文是1994是在发表的，三年之后，1997年东南亚国家就发生经济危机了。

那么，近年来中国经济到底有没有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呢？对这个问题，先前不同的经济学家有不同的研究发现。比如Young教授之前用中国宏观行业数据进行研究，发现中国在90年代并没有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所以他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也很悲观。事实上，这是由于宏观数据有加总偏差的问题。最近，有一些学者包括我自己在内用了中国的微观企业数据，也就是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数据进行研究，就发现2000-2008年之间，中国微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其实增长很快。

对全要素生产率（TFP）的估算为什么有不同的结论？主要的原因除了宏观数据加总可能产生的误差以外，还是就是计量方法的不同。但我们的发现对各种最新的前沿衡量生产率的方法都是稳健的。如果是以附加值来衡量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话，中国该段时间有2.7%的年增长率；如果是以毛产出来衡量的话，则年增长率可以达到7%。这个发现比较可靠。因为如果中国微观制造业企业没有每年7%的年增长率的话，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宏观的GDP增长率能达到8%以上了。

事实上，这个发现跟Uhlig教授刚才的发现是相符的。Uhlig教授提到，中国目前的TFP还是比美国的要低，但是TFP的增长比美国要快。所以最终中国是有可能实现经济的赶超的，达到像经合组织国家那么高的经济水平的。

那么，如何才能够实现比较可持续的TFP的增长？可能的途径至少有三点。第一是提高教育和培训投入；第二是多进行研发；第三则可以通过贸易全球化来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第一点，正如刚才Uhlig教授提到的，人力资源的提升是实现TFP提升很重要的途径。教育年限的增加可以提高工人的劳力生产率。不过我这里想强调的是，高等资源的增长，不仅包括正式教育，也包括非正式教育。作为非正式教育的重要形式，在岗培训也是促进工人的劳力生产率的重要途径。MIT的Acemoglu教授和他的合作者在这方面已经做了一些开拓性的研究。

第二个是企业的研发。我们知道目前中国政府正在鼓励大家进行希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自然是很好的事情，不过，我想强调的是，我们还需要区分两类不同的研发：一种研发是工艺研发和生产过程改进。第二个是新产品的研发。工艺研发和生产过程改进更适用的行业是传统的劳力密集型产业（比如说服装行业等），新产品的研发则可能对技术密集型产业或资本密集型产业更有效。

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固然更多的研发是从产品本身的工艺创新开始，不过，有没有可能中国的技术发展可以经历一个弯道超车的过程呢? 也就是克鲁格曼教授所提到的“蛙跳理论”。发达国家因为在传统的技术上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如果这些技术比较成熟，他们不太愿意去尝试新的技术，而发展中国家刚进入某个行业，不论对当前成熟技术还是对新技术，他们的投入都差不多，这样的话，发展中国家更有可能通过对新产品进行研发。比如说，华为，现在是中国最大也可能是最成功的私有电信行业，它的每年的研发投入是110亿美元。它的成功应该是跟它的巨额研发投入差不多。

第三点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方式是通过贸易自由化。具体而言，贸易自由化有三种不同的方式：国外关税的减免、中国最终品关税的减免和中国中间品关税的减免。三种方式都可以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先来看国外关税的减免对TFP的提升作用。中国作为WTO的一个成员国，当中国降低进口品关税的同时，国外的贸易伙伴国也会降低对中国出口品征收的进口关税。这就可以提升中国企业海外销售的市场份额，市场的扩大可以给企业带来更高的利润，从而有利于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再来看中国最终品关税的减免，那也可以通过进口竞争来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怎么理解这一点呢？比如说中国的一些汽车制造商，奇瑞，当中国对进口丰田汽车降低关税的时候，就会给奇瑞带来了与其他汽车厂商之间更激烈的竞争，这样生产率比较低的企业就会被淘汰出局，而大的企业可以做大做强。

还有，就是中国中间品关税的下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比如说如果，我国降低了进口轮胎的汽车关税，那么相当于降低了本国汽车制造商--奇瑞的成本，所以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利润，从而促进其生产率。

那么，问题是在所有的不同贸易自由化形式中，到底哪个对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作用最大呢？在我发表在《经济学期刊》（Economic Journal）的论文中，我用中国的微观企业数据进行研究，一开始我们发现最终品关税的下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比较大。但如果我们考虑到中国的贸易有一本以上是加工贸易（目前约有1万亿美元），而加工贸易是免交关税这两个重要性质的话，我们的发现就会有不同。特别地，如果去掉加工贸易的话，我们发现中间关税减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大。这个发现跟其他用发展中国家的数据做出来的结果是一样的。

总之，新世纪以来，我国的微观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在新世纪以来有很大的进步，贸易自由化是促进企业生产率进步的重要因素。新世纪以来，各种贸易自由化可以解释中国15%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我的第二点评论是关于中国的老龄化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启示。刚才Ulhig教授也讲到随着老龄化的增长，我们的储蓄也会过剩，而财富回报也会下降，中国现在的老年人的人数也在不断地增长。目前中国有13.7亿人，而人口抚养比是37%。所谓人口抚养比，就是人口高于65岁的人和人口小于15岁的人占总人口的比重。37%的人口抚养比就世界横比层面来讲是很低的，但从时间纵向比较的话，是在不断上升的。目前，我国超过60岁以上的人口有2.22亿人，占了所有人口中的16%，也就是说老龄化将会是我们面对的很现实的问题。

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经济的增长有三个方面的影响，第一，不断增加的人口老龄化表明中国不再是一个劳动力廉价的国家。现在我们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的劳动力不是可以无限供给的，2004年之前人口红利最多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之所以人口红利在下降，主要是两个原因导致的。一个就是我们的劳动力本身的供应在下降，第二就是我们在各个地区实施了最低工资法。

总之，目前我们已经不再是劳动密集型的国家。可以看一下具体的例子，比如说现在广东的东莞蓝领工人工资是每个月3500元，是非洲埃塞俄比亚工人的10倍。同时，东莞蓝领工人的生产率是埃塞俄比亚工人生产率的2倍。所以，中国目前在劳力密集型产业跟这些低工资国家相比，并没有比较优势。

那么，紧接着的第二个问题是到底有多少工作可以外包转移呢？中国目前的总就业数是7.8亿美元，其中，制造业就业占了35%，这样一算，制造业的就业人数2.5亿美元，而在制造业部门最少会有8千万工人。这其中哪怕一小部分转到外国去也会对当地的就业产生积极明显的影响。

那么，哪里才是中国劳力密集型产业的目的国呢？通常的看法是东南亚国家离我们比较近，应该是中国劳力密集型产业的理想目的国。但其实不然。这是因为东南亚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也在不断的上升，所以现在把生产的基地从中国转到东南亚国家的企业，他们在一、两年之后会发现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又不复存在，那么，中国企业还要再搬家，所以东南亚国家并不是理想的选择。相反，那些投资环境比较理想、社会治安又比较好的非洲国家倒不失为一个理想的选择。

再者，如果劳力密集型从产业搬出去了，那么中国国内的劳动力如何找工作呢？我认为他们应从劳动密集型行业更多转到以服务业为重心的行业。目前我们的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只有50%左右，比许多经合组织国家的75-80%的水平要低得多，所以中国现在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大众创业”的一个成功的例子就是OFO单车项目，该项目其实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发起的，该项目就坐得很成功。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中国应该尽快提高产品的质量和附加值。尽管产品的质量和国内附加值并不是相同的概念，但它们总体而言是正相关的。总之，只有产品的质量提升了，企业的生产率才有能提高，中国经济才能得以持续的增长。

余淼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