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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开放与中国经济发展——余淼杰教授为国家发展研究院教师讲开放

为更好聚焦“双一流”建设任务、践行“四个自信”,打造具有中国气派、北大气派的经济学科,国家发展研究院教师党支部在院党委班子的指导下,将按照教师专业领域组织专题讲座与交流系列活动。2019年11月25日上午10时,朗润园致福轩大教室暖意融融,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得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发院党委书记、副院长余淼杰教授以国际贸易领域的学者视角,为教师们带来了一场题为《贸易开放与中国经济发展》的专题讲座。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党委副书记雷晓燕,教师支部胡大源、张维迎、黄卓、张丹丹、鄢萍、余昌华、孙振庭、胡佳胤教授出席讲座。参加讲座的还有教师支部的研究员和博士后成员以及国家发展研究院汪浩、沈艳、胡钜教授。

余淼杰教授首先以时间为线,回顾了新中国的贸易开放所走过的历史进程。目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商品贸易国和第二大服务贸易国,贸易占GDP的比重达到33.96%。从1949到1978年,新中国逐步建立了工业体系,为贸易开放奠定了基础。从1978年至今,中国的贸易开放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其中1978年到2001年为广度开放阶段,期间我国的改革开放经历了从点到线到面的历程,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省份经济园区——中部省份经济园区的开放格局。

 2001—2012年为深度开放阶段,这一时期我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贸易自由化逐步加深,通过加工贸易这种灵活的贸易形式为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做出了贡献,还于2005年实行了向有管理的浮动汇率迈进的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自2013年起,我国进入到了全面开放阶段,在自由贸易区、新经济试点试验城市、区域经济一体化等方面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和改革;对外,我国在“一带一路”倡议、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RCEP)等维度也开展了更为广阔和纵深的国际交流。

 
在介绍上述背景知识的同时,余淼杰教授还以科学研究的眼光解释了加工贸易在中国兴起的原因,一是进入门槛相对较低,可以创造大量就业机会,有助于制造业企业融入到全球一体化分工,二是可以降低贸易的不确定性。

在讲座的第二部分,余淼杰教授为教师们介绍了国际贸易领域一些经典的理论以及前沿的研究。这些理论包括:李嘉图理论、克鲁格曼的规模收益递增理论、Melitz的企业异质性理论、基于引力模型的数量贸易理论、企业对外投资理论和全球价值链分工。他评论道,经典的比较优势理论意味着国际贸易会导致稀缺资源的所有者利益受损,这尽管能够解释80-90年代的收入分配趋势,但却不能够解释美日之间如此巨大的贸易额。克鲁格曼模型的问题在于他假设企业是对称的。Melitz企业异质性模型通过引入出口的固定成本解释了出口企业通常是高生产率的企业,但模型的缺陷在于,其模型不能允许企业的成本加成变化且只有一个要素。基于引力模型的数量贸易理论可以用来研究中美贸易战。在讲到企业对外投资理论和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相关文献中,Feenstra-Hanson(1999)能够解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年白领工人和蓝领工人的工资差距的加大的时候,余淼杰教授还用大学之间学生流动的例子生动地阐释了背后的逻辑。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和点评,余书记不仅给教师们上了一堂国际贸易理论课,还润物无声地激发了教师们去思考在教学中如何向学生解释复杂的经济学理论。

接着,余淼杰教授还展望了国际贸易研究的前沿。他认为,目前企业和海关微观数据的可得性使得研究重点转向了实证研究。这其中有三个关键指标值得学者们关注。第一是全要素生产率(TFP);第二是产品质量,这一指标对于学者们研究中国的高质量发展和经济转型升级尤为重要;第三是成本加成(markup)。尽管在座的老师们专业领域各不相同,但是很多领域却存在交叉。尤其是自2018年中美经贸摩擦加剧以来,国发院的教师们很多都在从各自的专业角度思考“贸易战”的走向和中国的应对策略。余书记的讲座让老师们的视角更为广阔了。今后,随着教师支部专业系列讲座的逐步推进,教师们能够拓宽研究视野,开展更多跨领域合作。
 
最后,余淼杰教授向大家分享了他本人的部分学术研究成果。他从自己的研究经验出发,强调经济学的研究必须结合中国的发展实际,不是为发表而发表,为是从中国的实际问题出发,运用科学可信的当代经济学理论实证工具理解中国经济的发展,并提出未来改革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学术研究要努力做到扎根实际、问题导向、有的放矢。

讲座期间,余淼杰老师的话题引发了教师们的热烈讨论。大家纷纷表示,这种形式把党的活动与学术研究结合了起来,是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具体践行。

 
(教师党支部副书记兼宣传委员鄢萍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