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EP的签订具有里程碑意义，但并非终点。中国应以RCEP为基础，用更完善的国际规则推动国内改革。同时，加入CPTPP，将进一步提升中国开放的格局。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正式签署，标志着全球人口最多、成员结构最多元、发展潜力最大的自贸区就此诞生。由此，以美国为主导的美洲贸易区，以中国、日本为主导的亚太贸易区和以德国为主导的欧洲贸易区，渐成“三足鼎立”局势。在逆全球化思潮涌动的当下，RCEP不失为一种破局之举，为全球化带来新的动力。“三足鼎立”之下，各方怎样从竞争走向竞合？中国如何以RCEP为基础进一步提升开放格局？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紫光讲席教授鞠建东，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党委书记余淼杰，以“RCEP与中国对外经贸的新机遇”为题与《复旦金融评论》主编、哥伦比亚大学终身讲席教授魏尚进展开深度对话。

“三足鼎立”不等于“三足独立”

魏尚进：目前，全球主要有三个贸易区：以美国为主导的美洲贸易区，以中国、日本为主导的亚太贸易区和以德国为主导的欧洲贸易区。它们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势，但彼此之间并不独立。从商品贸易尤其是中间商品贸易流中可以看出，区域间贸易举足轻重，且彼此联系非常紧密。实际上，中美两国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美国位于上游产业链，以研发优势占据了美洲、亚太和欧洲等多地的上游产品市场。中国则是跨地区贸易的重要环节，比如在汽车、电子等行业，中国已经是很多跨国公司全球供应链的重要环节。同时，近年来，中国正逐渐改变产业链下游地位，随着中国科研水平的提升、产业链结构的调整，很多行业已经进入了上游产业链。

鞠建东：确实，“三足鼎立”不等于“三足独立”，而是“三足”的合作和竞争。如今的全球货币体系是美元主导。如果把全球货币体系比作一桶水，过去这桶水主要由美国一个“木桶”支撑，未来则要为这个体系引入更多的“支撑者”，其中一个是欧盟，一个是中国。这不仅需要美国有愿意接纳欧盟和中国的胸怀，还需要中国和欧盟具有足够的实力。在全球秩序变革的当下，这尤其需要中国具有健康的资本市场和开放的货币体系。在此情况下，中美双方的政界和学术界都已经认识到，我们需要竞争与合作，而不是打翻这桶水。

魏尚进：鞠建东教授以水为例，让我想到中国另外一个典故：三个和尚没水喝。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国GDP总量一度接近全球GDP总量的一半。在如此丰厚的“回报”下，美国当然愿意为维持世界秩序多做一些努力。但是，当前美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已经不可同日而语。2019年，美国GDP约占全球GDP总量的24%，如果“收益”只有24%，美国在国际事务中承担责任的意愿自然不如以前强烈。欧盟和中国紧随其后，2019年的GDP分别占全球GDP总量的18%和16%。“三足鼎立”局势下，世界经济也可能面临“三个和尚没水喝”的风险。

“对外改革，对内开放”

魏尚进：RCEP签署后，随着中国在世界贸易投资与金融方面相对地位的提高，在国际谈判及规则制定方面的话语权也相应提高。许多国家都期待着中国的表现，因此我们要处理好国际和国内的关系。在中国过去40多年的改革中，一个重要的经验是对外开放往往是国内改革的推动力。这实际上是指国际规则是促进国内改革的动力。当话语权提高时，中国需要注意区别对待不利于自身和国际效率的国际规则，同时用更完善的国际规则推动国内改革。此外，在制定规则时要重视国际合作，中国要吸取美国过去使用世界经济领导权时犯的错误，着眼于长远的利益。

余淼杰：关于开放倒逼改革的问题，我们一般用“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八个字来总结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这固然是对的，但我个人以为应该反过来讲，当下更加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对外改革、对内开放”。“对外改革”的第一点是要改革出口的目的地，要将目光从已经饱和的欧美成熟市场移开，积极开拓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第二点是要注意线上经济和线下经济的结合，过去我们主要发展线下经济，今后需要更加强调线上经济。第三点是改革贸易形态，应更多地考虑到服务贸易，扭转服务贸易逆差，这也是未来发展的重点。

魏尚进：国内有许多自由贸易试验区，如海南自贸港。这些国内自贸区和RCEP之间有什么关系？在促进自贸区改革方面是否也有文章可做？

余淼杰：国内的自由贸易试验区现在已经有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主要在四个方面发挥作用：第一，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外资企业入境时享受国民待遇，然后按照负面清单决定投资的产业，法无禁止即可为。第二，促进贸易便利化和投资自由化。外资企业如果只到出口加工区投资，只进国境，不进海关，就不需要交税。第三，鼓励金融创新。金融具有杠杆放大效应，同时区域的创新实践并不一定适用于全国，因此未来仍有很大的创新空间。第四，推进减政放权。事前审批改为事中事后报备，这是进一步推进政府“放管服”工作的表现。RCEP中涉及服务贸易、外国投资的准入、电子商务等诸多条款，促进了贸易的自由化和便利化。下一步我们可以通过对外开放来倒推国内改革，然后再通过国内改革促进经济的发展。

从RCEP到CPTPP 

魏尚进：产业链之间的联系对全球经济具有重要意义。但对于RCEP的签订，我们也需要辩证地看待。一方面，RCEP的签订有利于成员国之间进一步打破贸易、投资、服务壁垒，降低生产成本，提升企业效率，提高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和收入。另一方面，RCEP也有其局限性。在全世界的产业链中，中国和美国都是重要的环节，任何排除了中国和美国的区域贸易投资协议都将面临效率的损失。RCEP的成员国中不包含美国——这一众多行业最有效率、成本最低的提供者，“取而代之”的是成员国里其他效率相对欠佳的国家，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资源配置的扭曲。综合来讲，RCEP有益处，但我们要把RCEP作为长跑的中继站，以此在世界层面推进更多关于贸易投资高水平开放的谈判，而不是把它作为终点站，就此止步不前。

余淼杰：首先，关于区域间产业链调整和转移，我认为从供需两方面来看，制造业回归欧美是不现实的。从供给角度来讲，欧美生产制造品的成本太高。从需求角度讲，欧美生产的制造品销往中国的成本也很高。不过制造业无法向欧美回流并不意味着制造业一定要留在中国。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会逐步转移到东南亚或者更远的非洲国家。东南亚国家和我们文化相似，劳工成本也比较低。但中国的产业转移通常是大规模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会提升劳动力需求，但在短期内劳动力供给无法快速增长，这将导致本地工资的上涨。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考虑成本更低、政局稳定的非洲国家。资本密集型产业则不一定会向国外转移，因为对资本密集型产业而言劳动投入不是主要因素，更重要的是产业链的配套。中国可以考虑将资本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省区梯度转移。

其次，我非常赞同RCEP具有局限性的观点。对此，可以参考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发展。2005年，TPP签署时只有智利、新西兰、新加坡和文莱四个国家，影响力有限。但2009年随着美国、日本两大经济体相继加入，TPP迅速成为推动亚太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力量。RCEP作为一个开放性的协议，并没有排斥美国的加入。同样地，当前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也没有把中国排斥在外，中国完全可以考虑加入CPTPP。

魏尚进：RCEP和CPTPP的规则有什么区别？中国如果要加入CPTPP，还需要做出哪些努力与改革？

余淼杰：我个人认为CPTPP是比RCEP更先进、要求更高的自贸协议。简单来说，两者都聚焦于商品贸易，终极目标都是零关税，只是在推进时间的快慢和具体的统计标准方面有差别。中国的不足在于服务贸易和投资领域方面，需要更进一步的开放和改革才能达到CPTPP的要求。尤其在把握知识产权方面，我国要协调自身经济发展，循序渐进，最终建立一个高规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针对服务贸易，我国应该更加积极地采用“负面清单”模式，尽快实现从“正面清单”向“负面清单”的转换，争取早日与CPTPP接轨，更加与时俱进地参与到全球开放的一体化进程中。

魏尚进：若以CPTPP为目标，中国在金融服务领域还需要在哪些方面进一步开放？ 

鞠建东：金融服务领域的开放分为两个部分。第一是金融服务的开放，主要涉及银行、保险、证券等服务。2018年，习近平主席在博鳌宣布金融业要加大开放的力度，我国金融服务行业自此逐渐加快了开放的进程。

第二是资本市场的开放，主要包括双边投资、直接投资的开放，以及债券、银行存款、证券业买卖股票的开放。中国资本市场对这些领域的开放始终持谨慎态度，因为资本市场开放具有触发金融危机的风险，需要有序推进。最近一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开放的成果颇丰，但是在其他方面依然没有完全放开。例如，中国外汇额度上限是五万美元，超过这个界限则要走特殊申请程序。

我认为RCEP目前更集中于商品市场，未来发展服务贸易要更多地走向要素市场，而要素市场之于资本市场的开放至关重要。中国的资本市场开放可以考虑通过推进RCEP成员国家的资本市场开放来进行。比如，迅速推进双边投资，开放以各国货币计价的债券，推广“沪港通”模式等。在关注金融危机风险的同时，把金融改革作为开放的试点，在RCEP国家内部先行先试，积极促进亚太地区资本市场的连接。

魏尚进：RCEP的签订对中国而言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事件，但这不是终点。正如余淼杰教授所言，中国应以RCEP为基础，早日从正面清单转换为负面清单，以负面清单作为促进改革的工具。同时，可以鼓励中国加入CPTPP，从而进一步提升中国改革开放的格局。鞠建东教授提到，金融改革需要循序渐见，并兼顾效率和稳定。可以考虑利用RCEP，把金融改革作为开放的试点。对此，我将其总结为“双轨制开放”，即提前对RCEP成员国开放，并增加开放内容，然后逐步转为全面开放。

*本文根据“复旦金融公开课”上的演讲综合整理，经作者授权发布

■本文选自《复旦金融评论》
■受访者：鞠建东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紫光讲席教授；余淼杰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党委书记
■对话者：魏尚进 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学术访问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终身讲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