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经过GATT/WTO多轮回合的谈判，贸易全球化已成为一个潮流和趋势。如同笔者和崔晓敏（2017）在《经济全球化下的中国贸易和投资促进措施研究》中指出的，中国在贸易自由化和促进贸易便利化也做了大量的工作。自特朗普2017年1月上台之后，他在经济外贸投资方面的举措却都是逆全球化而动的。

特朗普当局上台的第一个举措是废除了跨太平洋贸易协定（PPT），之后，是宣布要筑建墨西哥边境墙。当然，美国为此必须开支约216亿美元，而且有可能必须从墨西哥或其他发展中国家进口水泥；此外，还必须从墨西哥雇佣更多的蓝领工人。所以，哪怕美墨边境墙建起来，对美国也不见得会是利大于弊。第三件工作是对加拿大的原木产品征收20%的高关税，并威胁要废除北美自贸区协议。接着，特朗普又多次强调要限制外国的移民入镜，以图创造更多的美国就业岗位。不过，因为目前美国经济基本面已较好，基本接近充分就业水平，再多的贸易保护或限制移民也不见得能够创造出更多的就业岗位。

不过，尚不确定的一点是，美国特朗普政府是否会真的按照特朗普在竞选总统时所承诺的那样，把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定位为“汇率操纵国”，然后强迫人民币升值45%左右。或者，美国是否会对中国的主要出口产品征收类似的特保关税。这在特朗普上台之初，应该说都充满了不确定性。但自2017年4月初习近平主席访美会见特朗普之后，双方政府同意通过贸易谈判和深入对话来讨论解决双边贸易分歧，并在5月中下旬形成十条主要的贸易投资初步谈判成果，内容涉及农产品贸易、银行等服务业和投资的具体措施。所以，目前看，也许两国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不太可能发生贸易战。

但是，不太可能发生贸易战不等于说不会有贸易摩擦。不可否认的是，自特朗普上台以来，“逆全球化”的危机已经浮现。那么，这种危机是否还会加剧，关键的一点就是看中美双方是否会发生大规模的贸易摩擦。所以，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是，如果中美之间有了大规模的贸易摩擦或者万一发生“贸易战”之后，会对中美两国经济甚至对全球经济产生什么影响。

为回答这个问题，笔者和清华大学的郭美新、陆琳和香港中文大学的盛柳刚三位教师合作发表了《特朗普贸易战对中美经济的影响》，通过几种政策模拟，分析了潜在的贸易战对中美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额、生产和福利的影响。我们首先分析了当前中美双边贸易结构与贸易争端。自特朗普就任以来，中美贸易争端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特朗普政府指责中国加入WTO造成了美国GDP增速下滑、国内失业率上升和制造业岗位流失；二是美国指责中国对国内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优惠政策，包括国家的扶植战略和政府采购过程中的偏向性，认为这对于外国公司是一种不平等待遇；三是美国指责中国对美国出口企业施加贸易壁垒，比如配额和许可，从而以牺牲国外企业的方式对中国下游制造业企业给与优惠；四是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争端。然而，事实上，这些贸易争端又是与中美目前的双边贸易结构紧密相关的。

目前中国和美国已经成为彼此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中美双边贸易额从2001年底的980亿美元快速增长到2016年的5240亿美元，年均增速14%。如图1所示。

资料来源：COMTRADE数据库，转引自郭美新等（2017）《特朗普贸易战对中美经济的影响》。
 

图1  中美双边贸易增长率

在中美双边贸易中，机械和电子产品是中国对美出口的最主要产品，2016年约出口1730亿美元，占中国对美出口总量的44%；纺织品是第二大出口产品，2016年约出口420亿美元,占总出口量的11%。贸易争端最主要发生的行业是钢铁行业。美国政府批评中国政府支持国内钢铁和铝制品行业，向全球倾销1亿吨钢铁，扭曲了全球市场结构。其中，2011-2015年间，美国对中国企业进行了29起反倾销调查和25起反补贴调查，包括针对钢铁行业的11起反倾销和10起反补贴调查。目前，欧美国家有一种看法，认为是中国因为在钢铁、水泥、电解铝等产业存在严重产能过剩，所以会对其主要的出口目的地—欧美市场进行倾销。那么，到底在学理上，是否真存在这样的一种因果关系呢？或者，更明确地讲，中国各主要的工业部分到底存在多严重的产能过剩呢？笔者和金洋、张睿（2017）最近的论文《我国制造业产能利用率的衡量与企业生产率估算》对这个问题提倡了一个答案。

在这篇论文中，我们强调产能利用率的衡量是理解和解决产能过剩问题的关键。他们利用资本折旧率作为代理变量，在生产函数分析框架中构建了一种同时衡量产能利用率和生产率的方法。该方法比较清楚地清晰界定了产能利用率的概念，并具有广泛的可扩展性。他们利用该方法估计了中国工业企业1998年到2007年间的产能利用率。发现了在此期间中国工业企业的产能利用率经历了一个整体上升的过程，但是不同性质的企业具有高度的异质性。生产率较高、人均资本存量较低、出口产出比更高以及利润率更高的企业更有可能伴随更高的产能利用率。本文还以钢铁行业为例分析了产能利用率在地域和时间维度上的差异。

为了更好地刻画中美两国间的贸易，必须把中美的双边贸易放到一个全球贸易的框架中，这个道理是显然的，中美两国虽然是彼此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但各自的市场也是向其他国家开放的。同时，如果一国对另一国实行高关税，那么不只会影响被征收高关税的国家该产业的生产和贸易，同时也会影响该国其他上下游产业的生产和贸易。所以，在郭美新等（2017）的论文中，他们考虑了一个多国家-多部门并允许上下游部门互动的李嘉图模型对中美潜在的贸易战对中美经济的影响做了几种模拟分析。

首先，如果发生贸易战，美国单边对中国所有产品征收45%的高关税。这个假设有两方面考虑：第一，如果美国把中国定性为汇率操纵国，就可以要求人民币升值40%—45%，相当于对所有产品征收40%—45%的关税；第二，如果美国不把中国定为汇率操纵国，将对大部分制造品征收35%的产品关税。现在美国对中国的产品平均关税差不多3%—4%左右，所以加起来在40%左右。这种情形下，美国的进口减少而产出增加。特别是石油、纺织品、木制品、和电脑的进口量下降最为显著，约为1/4。中国总产出在11个部门会下降，尽管如此，关税对总产出的影响并不大，大约减少不到5%，因为中国可以增加对其他国家的出口。给定美国对中国实施单边贸易关税，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几乎被摧毁，平均下降75%。由于高额关税导致更高的国内物价，美国的真实收入会下降0.6%。中国真实收入会下降0.38%，程度远小于美国。一些小国如卢森堡、新加坡，由于美国限制了中国的出口，中国的主要出口品会多出口到其他国家。这样，那些小的开放经济体就会从美国的单边贸易战中获利。

第二种情形，美国对中国所有产品征收45%的高关税，中国也以牙还牙，对美国所有产品征收45%的高关税。这种情形下，双边进口量都会大幅度下滑。美国总产出、总进口、从中国进口都与第一种情况相似。在电脑、纺织品、电子产品这三个行业，美国的总产量会扩张。中国总产出和总出口的变化程度也与第一种情况类似，但纺织业和电脑业总产出和总出口显著降低。所以从生产的角度，中国受损比较厉害。从真实工资的变化看，美国下降0.75%，中国福利反而上升0.08%。小国仍将从贸易战中渔翁得利。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之所以在贸易战中会实现福利上升，主要是因为模型假设中国在发生了贸易战之后会增加从其他国家（美国除外）的进口。经济学的直觉是虽然中国无法再出口到美国去，企业生产受到负面影响，工人工资会下降。但是，如果中国可以从其他国家（特别是一带一路）国家进口的话，因为更多产品进入中国市场，生产厂商不得不对产品降价。国内消费者可以以更低价购买到产品，如果价格的下降比工资下降得更大的话，就可以实现真实收入的提高、福利的改善。

当然，如果中国在发生了贸易战之后没有从其他国家（美国除外）增加进口，他们也做了一种情形模拟。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和美国都会有福利损失，而且中国的损失更大。原因就是因为中国工人工资下降了，但消费品的价格并没有下降，这样就会造成福利损失。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发生了贸易战之后，中国是否增加进口。

总之，在笔者与几位合作者合作的关于特朗普潜在贸易战的论文中，我们的各类模型校准显示，美国在各类潜在的贸易战中基本都是受损最大。而中国可能在贸易战中受损，也可能受到的影响不大。出现那种结果的关键是取决于中国是否能实现贸易再平衡。而保持贸易平衡的关键是促进同其他国家的贸易，从其他国家多进口。

在刚刚结束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中方与“一带一路”国家就如何推进贸易全球化，促进贸易便利化作了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具体的合作倡议。具体的倡议可以分成三点。
在进出口贸易方面，中国准备在未来五年内增加进口2万亿美元。换言之，要在五年内实现进口翻一翻，这个力度可以说是非常可观的：目前中国的进口总额也就是2万亿美元的盘子，已经占了全球进口的一成以上。如果换成GDP，中国要在五年内进口一个印度。

中国五年内大幅度地增加进口，对已对贸易伙伴都是互惠双赢。中方增加进口，对一带一路的贸易伙伴而言，自然就是扩大对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出口。一方面有利于扩大他们的贸易顺差，同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对中方而言，增加进口虽然会减少贸易顺差，但目前我国已有三万亿外汇储备，每年过多的外贸顺差其实给国内造成了一定的通货膨胀压力。所以，适当地减少贸易顺差其实是有利于中国宏观经济的。从微观层面来看，更多的进口带来了更多可供中国消费者选择的消费种类。市面上各产品的竞争也激烈了，自然出售价格也被杀低了。老百姓可以买到物美价廉的产品，何乐而不为？

当然，进口增加对一部分企业、行业会造成冲击，短期内企业可能会感受到竞争压力；但从长期来看，企业可以化压力为动力，努力提升产品附加值，提升产品质量。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从“一带一路”贸易伙伴，特别是东盟国家多为进口原材料、中间品，这样，我国进口关税的下降、贸易便利化的推进其实相当于降低了为中国企业节约了进口成本，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提升了企业的利润。所以，企业其实也是贸易全球化的获利者。

事实上，最近笔者利用制造业企业和海关的大数据研究发现，贸易自由化对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非常明显。其中，原材料中间品的进口关税减免对企业有明显的成本节约作用，因而企业能够留存更大利润，从而有效地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换句话说，经济全球化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该发现也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认可，笔者并有幸因此获得英国皇家经济学奖。

再来看中方的第二个倡议，振兴相互投资。未来五年，中方对“一带一路”相关经济体直接投资预计达1500亿美元。这个数是什么概念？去年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约1450亿美元，占全球直接投资的9.9%。就是说，五年之内我国对沿线国家的投资要在目前的基础上翻一翻。力度之大，自不言而喻。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加对沿线国家经济的提升有明显的正面作用。第一，就投资类别而言，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多为绿地投资，具体又可分为两类，一是基础设施类投资，比如中铁建和中信联合在北非修建的长达1216公里的高速公路，西起摩洛哥，横跨阿尔及利亚，东达突尼斯。这类投资大大地改善了东道国的基础设施，“要想富，先修路”，好的基础设施对降低东道国的交通运输成本、提高贸易效率、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作用自不复赘言。对此，笔者与刘丹、盛柳刚的新论文《高速公路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的影响》专门研究了新世纪以来中国基础设施改善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内销和出口的影响。通过构建企业距离国道省道高速公路的距离作为衡量企业所面临基础设施的变量，他们发现中国基础设施改善大力地提升了企业的内销和出口额。

值得特别强调的是第二类对外直接投资，成本节约型的企业对外投资。过去15年，我国的工资大幅上涨，劳工成本明显增加。在劳力密集型产业，相对于亚非拉许多发展中国家，我们已经没有任何比较优势。比如，目前广东普通蓝领工人的月工资大约三千多块，而北非的埃塞俄比亚工人工资折算成人民币，只有252块，不到东部沿海省份的一成，而他们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也有我国工人的一本左右。相比之下，埃塞俄比亚在劳力密集型产业就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天下熙熙，皆为利来。正是洞察到这个商业“秘密”，生产鞋帽的东莞华坚公司才在亚的斯亚贝巴雇了3000当地工人。像华坚这类劳力密集型企业为节约成本走出去，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去投资，并不是个偶然的事件，而渐渐成为一种潮流。到目前为止，已有近2000家中国民营企业到非洲去投资，并雇佣了大量本地工人，帮当地解决了部分就业问题。当然，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中方企业的海外利润也相当可观。

有意思的是，在目前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对外投资中，将近一半的中国对外投资主要是以贸易办事处和进出口公司为代表的贸易服务型投资，以往的研究只关注汇率变化对制造业投资的“出口替代”影响，而忽略了出口与贸易服务型投资的“互补关系”，同时，人民币汇率的变化对中国对外投资的影响在这两类投资中应该有不同。对此，笔者与田巍的论文《汇率、贸易服务，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旨在研究汇率变动对异质性出口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及影响机制，尤其是汇率对贸易服务型投资的“出口传导”效应。本文从理论建模和实证分析两个方向重新考察了汇率对贸易服务型投资的影响，理论上拓展了异质性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模型，区分了贸易服务型投资和生产性投资，并引入了真实汇率；实证上使用微观企业投资和贸易数据,定量分析了汇率对企业进行不同类型的投资影响大小。他们的研究发现汇率上升显著地促进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概率，尤其是贸易服务型对外投资。

同时，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对外投资和贸易自由化也都能有力地促进企业的研发。笔者与智琨、田巍最新的论文《对外直接投资、贸易自由化与企业研发》同时考虑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贸易自由化对企业研发的影响，并进一步讨论了二者对企业研发影响的交互性。他们将我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信息进行匹配，并计算了我国行业层面的最终品和中间品关税以衡量贸易自由化程度，通过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他们的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总体上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研发。同时，这种影响与中间品进口自由化程度密切相关，对于中间品进口自由化程度较低的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研发的促进作用更大。以上结论对不同模型设定和计量方法保持稳健。

中国企业走出去，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去绿地投资自然是好事。但如果当地工人没有生产、管理经验，小到无法有效使用复杂到机器设备，中到企业管理模式落后，大到国家官员缺乏经济发展的宏观战略布局，则可能就会事倍功半，甚至南辕北辙、无的放矢。为此，中方提出了第三个重要倡议，促进“一带一路”国家的包容可持续发展。具体地，这中方将为沿线经济体提供一万个来华研修和培训名额，培训他们使用先进的机器设备和管理经验。真正做到“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事实上， 早在2015年在纪念联合国成立70周年的联合国大会上，习近平主席就倡议设立南南合作和发展学院，促进南南国家深度合作。去年，习近平主席的这个设想已经成功落地。在商务部的大力支持下，由笔者单位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承办，专门成立南南合作和发展学院，并已经完成一期招生，有来自“一带一路”沿线27个国家的48名学员在北大攻读国家发展硕士或博士学位。其中有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部长，也有来自中亚各国的年轻学员。上个月，我们更是专门到赞比亚、津巴布韦面试新的学生。当地来参加面试的官员可谓是趋之若鹜、求学若渴，光是津巴布韦总统办公室就有五位高级官员参加面试，他们都很迫切地想学习中国发展经济的经验，努力把本国经济搞上去。

事实上，“一带一路”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历史机遇，人民币国际化则为“一带一路”提供了流动性支持。笔者与张帆教授、俞建拖博士近期的论文《“一带一路”与人民币国际化的未来》回顾了“一带一路”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渠道和一国货币成为估计货币的条件，估算了“一带一路”对人民币国际化的中期影响。同时，他们使用引力模型估算了货币互换协议对双边贸易的影响，发现货币互换协议对双边贸易存在显著的正面影响，可以得出结论：中国与相关国家签订货币互换协议显著提高了中国与该国之间的贸易值，并且互换规模越大，相应提升贸易值的作用也越大。

至此，我们花了大量的篇幅介绍了贸易全球化可以促进中国与其他贸易国的福利。我们福利的提升主要是从进口的积极作用这一渠道来论证的。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进口能够有效地降低国内消费品价格，但同时，我国企业也应该从提高“内功”角度出发，大力提升企业特别是制造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技术进步，促进企业经济增长。

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教授曾经讲过：生产率不是一切，但在长期中近乎一切。为此，他发现东南亚国家早期经济的发展，只有资本的积累、劳力投入的增加，但就是没有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因此他预测这些东南亚国家迟早会发生经济危机。果不其然，他的论文是1994是在发表的，三年之后，1997年东南亚国家就发生经济危机了。

那么，近年来中国经济到底有没有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呢？对这个问题，先前不同的经济学家有不同的研究发现。比如之前有研究用中国宏观行业数据进行研究，发现中国在90年代并没有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所以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也很悲观。事实上，这是由于宏观数据有加总偏差的问题。最近，有一些学者包括我自己在内用了中国的微观企业数据，也就是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数据进行研究，就发现2000-2008年之间，中国微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其实增长很快。

对全要素生产率（TFP）的估算为什么有不同的结论？主要的原因除了宏观数据加总可能产生的误差以外，还是就是计量方法的不同。但我们的发现对各种最新的前沿衡量生产率的方法都是稳健的。如果是以附加值来衡量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话，中国该段时间有2.7%的年增长率；如果是以毛产出来衡量的话，则年增长率可以达到7%。这个发现比较可靠。因为如果中国微观制造业企业没有每年7%的年增长率的话，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宏观的GDP增长率能达到8%以上了。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具体可参见笔者的专著《加工贸易与企业生产率：理论与实证》。

那么，如何才能够实现比较可持续的TFP的增长？可能的途径至少有三点。第一是提高教育和培训投入；第二是多进行研发；第三则可以通过贸易全球化来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第一点，人力资源的提升是实现TFP提升很重要的途径。教育年限的增加可以提高工人的劳力生产率。不过我这里想强调的是，高等资源的增长，不仅包括正式教育，也包括非正式教育。作为非正式教育的重要形式，在岗培训也是促进工人的劳力生产率的重要途径。笔者与刘青、丘东晓的论文《工作培训与企业生产率》正是研究了企业内部的培训对提升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数据匹配（2004-2006），他们研究了最终品贸易自由化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他们发现：首先，如果进口竞争更为激烈的话，企业的平均利润会下降，这样，企业就不愿投入太多的资金进行企业内部培训。其次，低生产率的企业更可能对培训工人，否则如果生产率没有升上去的话，这些企业就好被淘汰出局。最后，最终品关税减免对企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会对那些有较大的工人培训投入作用更大。

第二个是企业的研发。我们知道目前中国政府正在鼓励大家进行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方向自然是对的，不过，我想强调的是，我们还需要区分两类不同的研发：一种研发是工艺研发和生产过程改进。第二个是新产品的研发。工艺研发和生产过程改进更适用的行业是传统的劳力密集型产业（比如说服装行业等），新产品的研发则可能对技术密集型产业或资本密集型产业更有效。

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固然更多的研发是从产品本身的工艺创新开始，不过，有没有可能中国的技术发展可以经历一个弯道超车的过程呢? 也就是克鲁格曼教授所提到的“蛙跳理论”。发达国家因为在传统的技术上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如果这些技术比较成熟，他们不太愿意去尝试新的技术，而发展中国家刚进入某个行业，不论对当前成熟技术还是对新技术，他们的投入都差不多，这样的话，发展中国家更有可能通过对新产品进行研发。比如说，华为，现在是中国最大也可能是最成功的私有电信行业，它的每年的研发投入是110亿美元。它的成功应该是跟它的巨额研发投入差不多。

第三点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方式是通过贸易自由化。具体而言，贸易自由化有三种不同的方式：国外关税的减免、中国最终品关税的减免和中国中间品关税的减免。三种方式都可以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先来看国外关税的减免对TFP的提升作用。中国作为WTO的一个成员国，当中国降低进口品关税的同时，国外的贸易伙伴国也会降低对中国出口品征收的进口关税。这就可以提升中国企业海外销售的市场份额，市场的扩大可以给企业带来更高的利润，从而有利于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再来看中国最终品关税的减免，那也可以通过进口竞争来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怎么理解这一点呢？比如说中国的一些汽车制造商，奇瑞，当中国对进口丰田汽车降低关税的时候，就会给奇瑞带来了与其他汽车厂商之间更激烈的竞争，这样生产率比较低的企业就会被淘汰出局，而大的企业可以做大做强。还有，就是中国中间品关税的下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比如说如果，我国降低了进口轮胎的汽车关税，那么相当于降低了本国汽车制造商--奇瑞的成本，所以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利润，从而促进其生产率。

那么，问题是在所有的不同贸易自由化形式中，到底哪个对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作用最大呢？在笔者发表在《经济学期刊》（Economic Journal）的论文中，我用中国的微观企业数据进行研究，一开始我们发现最终品关税的下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比较大。但如果我们考虑到中国的贸易有一本以上是加工贸易（目前约有1万亿美元），而加工贸易是免交关税这两个重要性质的话，我们的发现就会有不同。特别地，如果去掉加工贸易的话，我们发现中间关税减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大。这个发现跟其他用发展中国家的数据做出来的结果是一样的。

总之，新世纪以来，我国的微观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在新世纪以来有很大的进步，贸易自由化是促进企业生产率进步的重要因素。新世纪以来，各种贸易自由化可以解释中国15%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经济目前也面临着一些挑战。特别是中国的老龄化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启示。中国现在的老年人的人数也在不断地增长。目前中国有13.7亿人，而人口抚养比是37%。所谓人口抚养比，就是人口高于65岁的人和人口小于15岁的人占总人口的比重。37%的人口抚养比就世界横比层面来讲是很低的，但从时间纵向比较的话，是在不断上升的。目前，我国超过60岁以上的人口有2.22亿人，占了所有人口中的16%，也就是说老龄化将会是我们面对的很现实的问题。

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经济的增长有三个方面的影响，第一，不断增加的人口老龄化表明中国不再是一个劳动力廉价的国家。现在我们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的劳动力不是可以无限供给的，2004年之前人口红利最多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之所以人口红利在下降，主要是两个原因导致的。一个就是我们的劳动力本身的供应在下降，第二就是我们在各个地区实施了最低工资法。

总之，目前我们已经不再是劳动密集型的国家。对此，我们前面也已经举出中国与非洲其他低工资国家的劳力成本的差距了。这里学术界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我国各地区最低工资的实施能否提升我们出口品的国内附加值？

笔者与崔晓敏、袁东的论文《最低工资和出口的国内附加值》研究了讨论了最低工资上涨对我国出口企业国内附加值比的影响。他们发现，当要素替代弹性较大时，最低工资上涨促使企业生产成本上涨，用资本、中间品等替代非技术工人，并最终导致其利润率、成本加成和国内附加值比降低。然而，当非技术工人的可替代性较小时，最低工资上涨则可能使得企业的国内附加值比重被动提升。他们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进行研究发现：首先，最低工资上涨使得一般贸易企业的国内附加值比下降，但劳动生产率和资本密集度上升有助于冲销最低工资带来的负向影响。其次，最低工资上涨则对不同生产率和劳动密集度的加工贸易企业存在异质性影响。特别地，当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和资本劳动比较低时，最低工资上涨可能迫使其国内附加值比重被动提升。

那么，回到真实世界中，紧接着的第二个问题是到底有多少工作可以外包转移呢？中国目前的总就业数是7.8亿美元，其中，制造业就业占了35%，这样一算，制造业的就业人数2.5亿美元，而在制造业部门最少会有8千万工人。这其中哪怕一小部分转到外国去也会对当地的就业产生积极明显的影响。

那么，哪里才是中国劳力密集型产业的目的国呢？通常的看法是东南亚国家离我们比较近，应该是中国劳力密集型产业的理想目的国。但其实不然。这是因为东南亚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也在不断的上升，所以现在把生产的基地从中国转到东南亚国家的企业，他们在一、两年之后会发现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又不复存在，那么，中国企业还要再搬家，所以东南亚国家并不是理想的选择。相反，那些投资环境比较理想、社会治安又比较好的非洲国家倒不失为一个理想的选择。

再者，如果劳力密集型从产业搬出去了，那么中国国内的劳动力如何找工作呢？我认为他们应从劳动密集型行业更多转到以服务业为重心的行业。目前我们的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只有50%左右，比许多经合组织国家的75-80%的水平要低得多，所以中国现在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大众创业”的一个成功的例子就是OFO单车项目，该项目其实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发起的，该项目就做得很成功。

最后，国应该尽快提高产品的质量和附加值。尽管产品的质量和国内附加值并不是相同的概念，但它们总体而言是正相关的。不久前，笔者和张睿的论文《中国制造业出口质量的准确衡量：挑战与解决方法》重新准确地衡量了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出口品质量。我们的研究强调了，当要衡量企业产品的质量时，传统使用的用产品的单价来做为代理变量的做法是不准确的。因为不同的产品如果有同一单价时，占有市场份额较大的产品质量应该比较好。不过，光考虑单价和市场份额这两个需求面的因素也不能就能决定产品的质量高低，同时还得考虑供给面的因素—高生产率的企业通常可以把产品的价格定得较低来保证竞争力，但这并不说明它们的产品质量差。总之，他们认为，只有产品的质量提升了，企业的生产率才有能提高，中国经济才能得以持续的增长。

总的来说，特朗普上台后实行了贸易保护政策，逆全球化趋势明显。习特会之后中美贸易呈现良好势头，中美未来的发展态势应该会有良好的发展的。但中国也应该未雨绸缪，如果特朗普坚持打中美“贸易战”，中国得想努力避免负面影响，大力实现贸易全球化，推进自由贸易， 积极扩大进口，积极做实“一带一路”的工作，争取“百花齐放春满园”的合作共赢国际环境。同时努力提升企业生产率，保证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余淼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本文刊于人民日报海外网